復活節

　　2012年6月，河北侯落鴨村村民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主任侯志強被判刑8年。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院，要求釋放鄭潮軍。村民稱，侯志強是個惡人，除了毆打敲詐村民，還用暴力威懾村長選舉。今年6月，河北高院駁回了“鄭潮軍實屬正當防衛”的申訴。（《新京報》7月13日）
　　從新聞報道來看，侯志強就像“南霸天”。他“毆打、敲詐村民”，幾乎是在監獄、出獄、犯罪再進監獄中度過；但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居然當上了村主任，過程是“暴力威懾村民選舉，並自填選票，最終以接近全票獲選”。而在某種程度上，正是當地政府的姑息，才成就了侯志強，比如“他打人似乎永遠得不到應有的懲罰”，村民只得猜測他與警方有著特殊的關係；對違法當選，地方鎮政府的回應則是“這說明得人心”。
　　儘管96名村民聯名求情，稱其是“為民除害”，但鄭潮軍打死侯志強一案必須依法處理。然而，事件發生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因素，不能不讓我們反思：一種秩序的失效，必然會有一種新的秩序來取代。惹不起，“最好的辦法就是躲著他走”。侯志強之所以被打死，是在“他第十次敲詐”後，村民鄭潮軍“忍無可忍”。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如果法治沒有將其繩之以法，“南霸天”就只是一個被誰打、什麼時候被打的問題了。
　　其實，事件來龍去脈的邏輯已基本清楚。基層法治疲軟，給了侯志強“南霸天”式政治的機會，地方政府的“姑息養姦”失去了村民的信任，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靠暴力解決問題。至於侯志強與當地警方、政府是否有著“特殊的關係”，雖然需要經過詳細調查才能下結論，但須有“寧可信其有、不可信其無”的基本假設。當然，當地警方的不作為、當地政府“這說明得人心”的背書，毫無疑問是需要為此承擔責任的。
　　村民打死惡霸村官，類似事件很少見，但黑惡勢力滲透農村基層、憑藉村幹部身份謀利的現象，卻不少見。2010年，全國打黑辦就曾把突出打擊、操縱農村選舉，把持基層政權、欺壓百姓的黑惡勢力列為重點之一。中國農村從宗族家族治理向村民自治轉型，中間沒有經過“訓政”的階段，沒有法治精神的洗禮，就更為“南霸天”式政治提供了空間。
　　當下，農村治理的兩個突出特征，一是基於民主基礎上的村民自治，二是民主選舉天然會傾向“能人”政治。由於法治習慣的缺位，黑惡勢力很容易就會披上“能人”的外衣，然後通過威脅、恐嚇、監視、賄選等手段上位。這中間伴隨的，則是鄉鎮政府的簡單化管理，甚至是結成腐敗聯盟，“只要你給我管得住，掙得著錢”，一些鎮政府官員的屁股很多時候也就坐在了村霸一方。所以，哪個基層是“南霸天”式政治，它的上一級政府可能也就好不到哪裡去。
　　農村的穩定和治安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和諧，如何避免出現侯志強似的村霸，毫無疑問該採取綜合治理的方式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法治必須雄起，因為法治不力的自治容易走向“瞎胡鬧”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必須真正將上一級政府關進法治的鐵籠，這樣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糾正、自下而上的效仿，從而在法治的軌道上實現真正的良性自治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法治為自治撐腰 村霸才無力足之地）